闽越传薪　海丝起点 ——福建博物院与城市文脉巡礼之二

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的瓦当，见证着闽越国的辉煌；海外来物孔雀蓝釉陶瓶，目睹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帆樯云集；福州黄昇墓出土的精美丝织品，诉说着宋代纺织技艺的精湛。福建纵处东南一隅，却从未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缺席；虽“闽在海中”，却向海而生，搭建起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王城西望　“万岁”吉祥

据《史记》记载，闽越国的开国之君无诸，是越王勾践后裔，为避难率领族人迁居到此。秦末，各地爆发反秦起义，无诸率军赴中原参战。汉立国后，封无诸为闽越王。之后，他开始了披荆斩棘、效仿中原的伟业。

福建博物院陈列的“万岁”箭镞瓦当，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它直径有15.5厘米，泥质灰硬陶质地，当面呈扁圆形，窄沿外侧饰一圈弦纹，当心凸起圆泡状，形成典型的汉代瓦当结构，当面右侧为篆书“万”字、左侧为“岁”字，文字布局对称，笔画苍劲古朴，文字外围环绕云树纹，云纹以线条勾勒出卷曲形态，树纹则呈箭镞状向上延伸，形成独特的“云树箭镞纹”组合。这种纹饰在闽越国瓦当中较为典型，兼具中原云纹的抽象美感与闽越本土文化的象征意义。

“万岁”作为汉代典型吉语，常见于关中地区宫殿瓦当（如汉长安城遗址），而闽越国瓦当直接采用这一文字，反映了闽越贵族对汉文化的主动接纳。此外，闽越国瓦当的形制与纹饰规格与汉长安城同类瓦当相近，表明闽越国在建筑规制上刻意效仿中原王朝。这一点在“万岁”箭镞瓦当的出土地——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得到进一步证实。

城村汉城遗址，位于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又名古粤城、闽越王城。它是闽越王无诸受封时营建的一座王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闽越王城遵循着战国以来流行的都城建造规制，内城外郭，四面开东西南北4门及3处水门，东城门外的北岗、南岗分立“左祖右社”，是闽越庙、坛遗址。王城遗址现存城墙、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王殿垅东西水门、大型宫殿、瞭望台、古井、祭坛等遗址，城外还有官署区、居民区、窑址、冶铁作坊、大型墓葬区等。这些都昭示着，东南边陲的闽越国西望长安，刻意追仿秦汉王朝气度，城邑布局经过精心设计，主次有序，严谨规整，处处体现王城的威严和堂皇。

展厅里摆放了闽越王城宫殿的微缩模型，向观众立体展示闽越人创造文明的不凡气魄。它既有秦汉王朝宫殿的雄伟，也融合了当地的建筑特点。为了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王城采用干栏式的建筑风格，下部用木柱支撑，其上架梁，整体建筑呈现“半悬空”状态。木柱之间的空隙使空气流通，能够防潮、避免蛇虫侵扰，是现在还流行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住宅样式。

公元前111年，闽越王余善公开叛汉。汉武帝调兵将其攻灭后，认为闽越山高路远、民风彪悍，又屡屡叛乱，是个不稳定因素，于是下令将闽越王族和民众迁往江淮地区。闽越王城也在战火中毁灭，闽越国92年的统治至此结束。

衣冠南渡　王氏兴闽

闽越国消亡之后，福建因人口稀少、发展较为缓慢。东晋永嘉年间，陈、林、郑、黄、詹、邱、何、胡这八个中原大族，为了逃避战乱，迁徙到福建定居，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这是中原地区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也是北方汉人与闽人的第一次大融合，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促进了社会各方面逐渐振兴。

青釉羊身壶出土于闽侯关口一座西晋墓葬，是一个跪卧的绵羊形象，通高12.5厘米，长17.5厘米，宽12厘米。羊首昂起，双目圆睁，羊角卷曲，下颌堆贴胡须，颈部刻划短线表现鬃毛，四肢屈曲伏地，尾部上翘。羊背中央立一空心插管，与羊身内部相通，用于插置蜡烛或其他物品；羊体两侧各饰一对钩架，可能用于悬挂物件或固定功能组件。这种“羊身+插管+钩架”的组合设计，使器物兼具灯具、插器与装饰功能，体现了六朝瓷器“一物多用”的设计理念。

羊形器在西晋时期的江浙地区（如越窑）已广泛流行，而福建同类器物的出现略晚，体现了文化传播的滞后性。闽侯西晋墓葬出土的羊身壶，其造型、釉色、工艺均与江浙地区越窑产品相似，印证了西晋时期“衣冠南渡”背景下，中原移民将先进制瓷技术带入福建的历史事实。

五代十国时期，唐末的动乱使中国四分五裂。王潮、王审知兄弟在福建整顿队伍、揭竿起义，攻克许多州县，民众归服，后进占泉州，进而占领福建全境，从此一个国号为“闽”的政权开始出现在东南一隅。

闽王王延翰铜鎏金狮子炉，是闽王王延翰为父亲王审知及母亲“国夫人”祈福而铸造的焚香宝炉。它高40.1厘米，口径21厘米，由盖、身两部分组成。炉盖呈盔状，顶部置蹲狮钮，狮口与炉内相通，便于香烟溢出。炉身直口平折沿，边沿呈五葵瓣形，直腹平底，下承五兽首足，兽足上部铸出兽面纹样，腹部与足部通过铁钉铆接固定。整体造型庄重古朴，蹲狮昂首张口，栩栩如生，既具实用功能，又富含艺术美感。

熏炉口沿部分环刻楷书铭文一周，铭文内容为“弟子盐铁出使巡官、主福建院事、检校尚书、礼部郎中、赐紫金鱼袋王延翰，奉为大王及国夫人铸造师子香炉壹口，捨入保福院，永充供养。天祐四年九月四日题”。该炉是现存唯一带有明确纪年铭文的五代闽国铜器，为研究闽国历史、职官制度及宗教政策提供了直接证据。铭文楷书结体严谨，笔画遒劲，具有唐代书法遗风，是五代时期南方书法艺术的重要实例。

镇馆之宝波斯孔雀蓝釉陶瓶出土于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该陶瓶通高78厘米，口径15厘米，腹径41厘米，底径17厘米，呈橄榄形，敛口丰肩，长腹渐收，平底沿外突。颈肩部附4个环耳，腹壁贴塑4道粗绳状堆纹，下腹饰波浪纹，整体线条流畅，重心偏低，需搭配石覆莲座以保持稳定。陶胎质较疏松，呈橙红色，通体施蓝绿釉，釉色晶莹。

无论是釉色、造型还是纹饰，这种陶瓶在我国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所以它不太可能是我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应是由国外传入。孔雀蓝釉类器物在西亚诸国发现较多，如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伊朗的西拉夫遗址、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等都有出土。尤其是在伊拉克地区，曾出土多件和刘华墓孔雀蓝釉陶瓶几乎一模一样的器物。由此，研究者经过深入探讨后认定，该陶瓶的产地应是西亚的波斯地区，时代为公元9世纪前后。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具有海外交通的天然优势。五代闽国时期，统治者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孔雀蓝釉陶瓶应该是通过海外贸易来到福州的。这也印证了五代时期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历史地位。

织轻烟雾　钟佑海航

入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福建地区的丝绸凭借优良品质享誉海外，一时间商船云集，呈现出“潮回画楫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的海外贸易繁荣景象。而被誉为“中国古代丝绸的宝库”的黄昇墓就位于福州北郊，出土成件的服饰及丝织品多达354件，其中服饰201件，整匹高级织物及面料153件，在迄今国内出土的同时期宋代服饰中数量最多、品质最好。

出土的服饰中，一件褐黄色罗镶花边的广袖袍颇为引人注目，该袍服身长过膝，袖口用印金或彩绘花纹作为镶缘，即使过了千年仍不失其华美。它通高121厘米，两袖通长182 厘米，重量仅为38克，合领对襟，无钮襻或系带，下摆开衩，身长过膝，为典型的宋代贵族女性礼服形制。领、襟、袖缘及下摆缘均缝有花边，其中大襟与下摆饰彩绘鸾凤云气纹，小襟饰印金蔷薇花，形成“金彩辉映”的视觉效果。

褐色罗印花褶裥裙也是保存较好的一件，质地透明轻薄，形如折扇，上窄下宽，由4片透明的细罗制成，每片均纵直褶裥，褶子疏密有致，并印有金色圆点小团花，可见的透明质感充分展现了罗裙“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縰縰云轻”的飘逸灵动，如若烟尘，正如宋代诗人陆游所形容的高级织物：“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

黄昇墓随葬的衣物以及丝织品，充分说明了宋代贵族妇女服饰之优雅，已达到中国古代服饰之巅峰，也可以看出当时福建各地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各个方面的生产技术都得到了全面发展。

明清时期，我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传统经济面临转型。福建面向海洋，经历了郑和下西洋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成为中国为数不多与世界相连的窗口。

福建博物院藏郑和铜钟（复制品）是明代航海家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重要实物见证。它通高83厘米，口径49厘米，重77公斤，呈褐绿色，葵口设计，钟钮为二龙交蟠造型，象征皇权与祥瑞。钟肩饰12组相连云气如意纹，下接一周八卦纹，其中坎卦与巽卦单独成组，旁铸“国泰民安”“风调雨顺”8字，寓意祈福国家安定、航行顺遂。腹中部以云水波浪纹为主题，暗合航海主题。

其铸有铭文：“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此钟为郑和第7次出使西洋所铸，旨在祈求出海航行平安。1405年到1433年，在明成祖朱棣的支持下，郑和7次航海。郑和的船队出海时，会到福建闽江口的长乐港停留数月，等候东北顺风开洋，同时补给、招募水手和修造船舶，最重要的就是祭祀海神妈祖。

郑和的船队浩浩荡荡，以“和平之师”的姿态，在15世纪初搭建了连接亚非的文明纽带。其既见证了明朝的国力鼎盛，也为世界航海史、国际关系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重要象征。

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指导

摘自　《中国建设报》　　记者　王建业